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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壬午之变(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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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日,日本驻朝鲜公使花房义质搭乘英国人的船只,匆匆回到了长崎。随后,他又乘船匆匆回到京都,拜见外务卿井上馨。

    “朝鲜兵变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因为朝鲜旧军闹饷引起的。”花房义质干脆的说,“因为闵妃想要进一步扩充‘别技军’,又不舍得从自己的花费中节省开支,就将主意打到了旧军头上。她打算裁撤旧军,因此一直以来都没有给那些旧军发饷,士兵们气愤,所以激起了兵变。”

    自1876年同日本签订《江华条约》,被迫开港以后,朝鲜各种社会矛盾迅速激化。为缓和社会矛盾,当权的闵妃集团表示要“开化自强”,效仿清朝正在实行的“洋务运动”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革。他们对内按照清朝总理衙门的模式设立了统理机务衙门,对外分别派使团赴中国和日本访问和学习。

    但事实上,闵妃集团的这些对外开放和对内改革的措施只是其维持权力、打击反对派的手段。他们醉生梦死,根本没想过为了朝鲜的未来而实行真正的改革。

    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势,大力排斥异己,从中央到地方任人唯亲,扶植亲信。闵妃集团的骨干人物闵谦镐、闵台镐、李最应等人都窃弄威权、贪污腐化,地方官吏更是巧立名目、横征暴敛。

    1881年,朝鲜创立了一支新式军队——别技军。这支军队由闵妃的侄子闵泳翊掌管,并且延聘日本人充任教官。这支在日本人的威逼下成立的,以排挤清朝为根本目的的军队,却因为是由闵妃的侄子掌管,反而成为了闵妃集团的宠儿和依仗。

    1881年7月,日本武官堀本礼造致信闵妃集团骨干闵谦镐、沈舜泽,阐述了建立新军之必要及新式军制。并称设立别技军两个月以来,“队伍略整,行止旋转渐得如意,稍足以见其绪然”,建议“联各科教员于我国,速设兵学校,先立其基,而或教士官,或训兵卒,俾之益扩张,则今日之举终不空”。

    在堀本的建议下,闵妃集团打算进一步增加别技军的人数,从京城班常子弟中选出“士官生徒”,前往日本户山军校接受军事教育和训练,以作为别技军军官的后备力量。

    加强军备也好,派员去日本学习也好,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但闵妃集团不愿牺牲既得利益,反而变本加厉地剥削人民,从而使朝鲜普通人民的生活更加痛苦,阶级矛盾空前尖锐,骚动的迹象已经出现。

    与此同时,朝鲜旧式军队的地位也在迅速下降,与别技军形成鲜明对比。

    别技军装备先进,衣装整齐,军饷丰厚;而旧式军队的待遇则十分糟糕,竟13个月欠发军饷。不仅如此,闵妃集团还决定扩充别技军,减少旧军队,将京军训练都监、龙虎营、禁卫营、御营厅、总戎厅五营缩编为武卫、壮御两营,半数旧式军人被迫解甲。

    在这种情况下,别技军与旧式军队的矛盾也日益尖锐。

    在井上馨面前,花房义质将朝鲜情况添油加醋的说了一遍,同时力主对朝鲜用兵。

    听完花房的汇报,井上馨追问道:“使馆的其他人员现在如何?”

    花房义质沉声道:“在下都监别技军被攻击时死了7人,离开汉城的过程中死了6人,一共十三人玉碎。”

    井上馨获得了全部资料后,随即道:“你就在这里等着,我立刻去向天皇汇报。”

    明治天皇立即召集太正大臣三条美实、右大臣严仓俱视、内阁顾问黑田清隆、参议山县有朋等人商议对策。

    黑田清隆和山县有朋都是激进的战争派,听说朝鲜事变后立即建议出兵控制朝鲜,但右大臣严仓俱视却详细的分析了在东北亚中国、日本和俄国三国之间的战略关系,认为自身目前羽翼未丰,应该低调行事,将自己伪装成受害方,博取国际舆论同情,以便取得更加广泛地支持。

    此时,日本国内民众通过新闻报纸,也都知道了朝鲜杀死日本使馆人员的事,一时群情激奋,纷纷要求立即对朝宣战。顿时,日本上空,战云密布。

    汉城。

    起初,朝鲜政府面临变生肘腋的这种情况,并没有给以足够的重视,把这次兵变当作一般的变乱处理,在暴动蔓延时只让武卫大将李景夏再度出面,去晓谕解散。

    没想到李景夏被起义军民给轰走了。随后,闵妃派去镇压哗变的一点兵力竟也全部倒戈,终于使闵妃集团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汉城的军队和政权机构一日之内全部瘫痪。

    朝鲜高宗李熙面对这种突发状况惊慌失措,被迫急召大院君入宫随侍,并宣布归政于大院君以挽回局面。

    李昰应终于如愿以偿,在起义士兵和市民的拥护下第二次掌权摄政。

    大院君执政后第一件事就是收拾宫廷的乱局。

    此时宫中涌入成千上万的士兵和市民,搜寻闵妃,捕杀官吏,刹那间变得腥风血雨、混乱不堪。

    大院君先命令士兵撤出宫廷,不料士兵们表示:“闵妃还没有被抓到,如果不把她抓住,我们绝不退兵!”

    为了安抚起义士兵和民众,大院君诈称闵妃已死于乱军中。同时,他颁布法令,赦免了起义士兵和市民;释放了因反对开放国门而下狱的郑显德、李晚孙、金平默等官员和儒生;又宣布恢复五营军和三军府,废除别技军,并发给士兵积欠的军饷。

    得到了自己想要的,起义士兵和市民这才放下武器,从昌德宫撤走。

    随后,大院君起用自己的亲信和申应朝等保守士大夫,让自己的长子李载冕兼任武卫大将、户曹判书、宣惠厅堂上等重要职务,掌握兵权和财政。

    除了人事的安排外,大院君亦立即着手推行改革以缓解社会危机。

    他下令把京城附近郡邑的粮米运往京城,作为军士的俸米及民众的粮食。此后,又下令严禁私自铸造货币,以维护国家的利益;废除都贾制度,强调人人均须纳税;将地方物产直接运至汉城,以免各地豪强从中取得非法利益。

    随着李昰应的一项项措施的推行,壬午兵变暂时平息下去。

    壬午兵变虽然平息下去,但它引起的政治事件却并未完全结束。

    8月5日,鉴于国内的舆论,明治政府下达戒严令,8日又下达了征兵令,积极进行战争准备。

    但此时的日本羽翼未丰,也不敢轻易发动大战。随后,在天皇的授意下,井上馨将日本政府的各种条件及应对朝鲜的策略详细阐释在一份“机密训令”中,交给花房义质,由花房义质率领一部分军队前往朝鲜接触大院君政权,以期胁迫其签订不平等条约。井上馨自己则坐镇下关遥控指挥,另有代理陆军卿山县有朋率大军待命。

    8月10日,直隶总督署。

    因为慈禧的死亡而被一撸到底的薛福辰,又回到了北洋,仍旧在总督署中任幕僚。此时他手持一封电报,急匆匆的跑来找张树声。

    看到一向沉稳的薛福辰焦急地表情,张树声立即道:“可是黎庶昌那里有消息了?”

    “不错。大人所料不差,日本人果然不肯善罢甘休。黎庶昌急电,日本已经发兵前往朝鲜,莼斋在电报中建议朝廷立即派兵。”

    张树声听了一拍桌子:“传令丁汝昌,着其会同道员马建忠和滞留中国的朝鲜问议官鱼允中,搭乘威远、超勇、扬威三艘军舰赶赴朝鲜,调查事件,了解敌情。还有,告诉他,朝廷还未下旨,如遇敌舰,暂且避让。”

    薛福辰领命而去,张树声随即将日本准备出兵朝鲜的消息报告给了军机处、总理衙门,申请出兵朝鲜。

    得知日本出兵的消息,朝中原本主和的大臣见日本根本没有跟朝廷谈判的打算,不得已,也同意了张树声的出兵计划。

    11日,总理衙门上奏称:据张树声函报,日本现有水兵七百余,陆军七百,奔赴朝鲜,我国似宜派兵前往,以观其变。

    此时的光绪,在日本出兵的压力下反而坚定了起来。下旨给张树声及军机处、总理衙门道:“既然日本人咄咄逼人,和平已不可得,便应全力以赴,积极备战。北洋水师立即北上赴朝,同时严令直隶、山东、奉天、吉林等省立即整理勇营,随时准备由海、路两边出兵朝鲜。如北洋水师不敷调派,即调南洋水师北上支援;如兵船不敷调派,即调招商局民船运兵。”

    却说丁汝昌当日接到张树声的命令,但因为只是前去探查而非作战,又有‘切勿接敌’一说,所以并没有着急。8月11日北洋水师出发,一路晃晃悠悠,12日下午,丁汝昌等方才到达仁川,然而此时,日本军舰“金刚”号等已先一步到达。

    8月12日,花房义质会同陆军少将高岛鞆之助、海军少将仁礼景范,率领1500名士兵气势汹汹地抵达朝鲜仁川港,开赴汉城“问罪”,准备胁迫大院君政权签订不平等条约。

    看着仁川港中的日舰,丁汝昌转身和马建忠商议:“如今日本人封锁了仁川港,如果我军强制进入,势必和日军发生冲突。不如暂且回去,看朝廷旨意,再做打算。”

    马建忠想了想,随即说:“不妥,中堂大人派我等前来刺探虚实,若是连岸都没上,便仓促返回,恐怕不好交代,不如由我和鱼允中留在朝鲜进一步探查敌情,军门则回国搬请救兵。”

    丁汝昌见马建忠自请留下,正中下怀,随即将船驶离仁川,在马山浦登陆。留下两百水兵保护二人之后,丁汝昌便启程离开。

    因为日本人已经到达朝鲜,丁汝昌回去的路上便快了许多。8月13日晨,回国后的丁汝昌带来了日本军舰封锁仁川港及马建忠极力主张出兵朝鲜的报告书:“乘迅雷之势,直取王京,掩执逆首”。